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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人和厨子正在争吵。
陈强听到两人的对话，便秒懂是怎么回事。
洋人点餐的时候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要求，比如少放胡椒少放盐之类的，可洋人说的话中国厨子听不懂，所以洋人很生气。
洋人认为，自己明明是在说中文，厨子却一直在摆手，表示听不懂，这是在故意戏耍他。
厨子认为，这个洋人一直在说一些自己听不懂的话，而且态度越来越凶，这是在欺负自己。
而事实则是，洋人在说粤语。
这是个苏北厨子，他显然听不懂粤语。
一个很简单的误会。
陈强不是广东人，粤语水平几乎为零，他能听懂的粤语只是那么寥寥几句，说起来的话只会一句“猴赛雷”，还是从网上学来的。
不过陈强懂英语啊，于是他走上前去，先是用英语跟洋人解释了一番，然后又用汉语跟厨子解释了一番。这下子两人才知道是闹误会了，互相表示致歉。
陈强能够猜到，这个洋人，应该是英国人，而且是从香港来的，只有从那地方来的，才会操着一口熟悉的粤语。
陈强当车夫的时候，就很喜欢接香港来的客轮，因为船上面总是会有一些英国人。有很多英国人都会说粤语，其中不乏有很多在香港出生，或者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的英国人，他们的粤语已经说得非常熟练。
这种英国人很少会离开香港，即便离开香港，顶多也是去一下广州之类的地方。他们大概觉得会说粤语，就可以在中国畅通无阻了，结果来到上海后顿时懵逼了。上海话他们肯定是听不懂的，就连官话也和粤语有很大的差别。
上海的车夫当中几乎没有广州人，他们不会说粤语，英国人在上海用粤语也是鸡同鸭讲，甚至不如用英语方便。而每当这时候，陈强就会用英语揽到客人。
中国人的迁徙历来是有规律的，比如山东人习惯北上，去东北闯关东；苏北人习惯南下到上海、杭州一带打拼生活；河南会有比较多的人选择会去北京闯荡。
广州、福建一带的人很少会北上，他们会下南洋，下西洋，近一些的会去马来西亚、印尼、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，远一些的则会跑到美洲去，去美国、去巴西。所以粤语和闽南语基本不会向北方传播，反倒是在海外的华人圈中成为了一种主要语言。
……
言归正传，陈强遇到的这个洋人的确是个英国人，而且还是个有钱的英国绅士。
英国人为了感谢陈强的帮助，决定请陈强吃饭，他又给陈强点了一餐。
显然这个英国人是在香港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，知道中国的文化中，感谢别人的话，请吃饭是一种永远不过时的方式，特别是在物资匮乏的三十年代，很多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，这时候请客吃饭就更加接地气了。
陈强也没有拒绝，反正回车厢里也没有他的座位，不如在餐车吃一顿，好歹也有个地方可以坐。
民国时期的火车，是分一等座、二等座和三等座的，当时铁路局规定，三等座的乘客不能进入餐车，餐车只是一等座和二等座乘客能享有的服务。
当时也有针对三等座的餐饮推车，不过都是卖些便宜的食物。1933年，教育家钱穆先生才能从苏州乘火车去北京，当时就坐的三等坐席，吃饭的时候有推车经过贩卖食物，钱穆先生描述为“油腻腻、硬生生的米饭或面条。”
也是因为三等座没有好吃的，使得火车站的小贩愈加活跃，当火车靠站的时候，炒花生的、煮毛豆的、卖各种小吃水果的摊贩都一拥而上。有些坑人的小贩，会用猫肉伪装兔肉贩卖。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，在年轻求学的时候，就买过火车上的猫肉。
现如今，朱自清先生的父亲在火车站买橘子，已然成为占别人便宜的著名老梗。德州扒鸡也是随着那个时代的火车而名满天下。
一等座和二等座的乘客，可以去餐车里吃饭，当时的火车里有很多“大餐”，而且能够在火车上服务的，也都是水平很高的大厨，比如1916年的《广九铁路指南》上，有介绍餐车提供的食品种类，不仅有威士忌、白兰地、啤酒、苏打水、柠檬汁等各种饮品，还有“沙甸鱼、三文鱼、靓牛扒、西猪排、羊排骨烧鸡火腿、烟肉旦、各色肉饭”等。
在1933年以前，火车的餐车里只有西餐，当时铁道部的调查报告里是这样写的：“查各路客车对于乘客饮食大都仅备西餐一种，非但价格过昂，贫苦者无力享受。而食品用具多属欧化，并非我国一般人民之所素习。”随后铁道部进行了整改，要求各地铁路局为餐车增加一份中餐，结果就出现了“价格过昂，贫苦者无力享受”中餐菜单。有钱人多了一种选择，穷人则依旧吃不起。
当然火车上吃东西贵是正常的，现在高铁的盒饭也比外面卖的贵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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